看了先生的回信，倍感亲切，也倍受鼓舞。先生对传统文化与道德兴趣盎然，余颇有高山流水之感。遂对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历史变迁过程产生了一些反思，想写点东西。

诚如先生所言，当今社会风气不正，人们不知如何去寻找道德沦丧的根源。各种所谓的“现代文化”日益泛滥，尤其年轻一代人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道德观都发生了变异，每个人都能感受到。在这里，我不好列举过多社会不良现象，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一种“文化信仰”的丧失。可喜的是，目前，国家也开始大力弘扬传统文化，逐步提倡传统美德，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。

我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兴盛了几千年，甚至影响到日本、朝鲜乃至整个世界，足以证明它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这里我所谈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狭义的“儒学”。

物质决定意识，客观存在的变化，必然影响到意识形态的变化。传统文化也是随着不同历史时期，在不同朝代中不断变化的，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内部，春秋开始的“百家争鸣”其实一直在延续，时而激荡、时而缓和，如同川流不息河流，各种有“战斗力”的文化在相互斗争中彼此融合，最终汇聚成主流长江、黄河。战国出“兵家”，秦代重“法家”，汉初用“道家”。后来汉武帝看到“儒家”当时通过发展融合，已经成为文化方面的“长江、黄河”。于是决定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。

外部变化主要是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，如佛学通过很多努力融入并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我个人认为，传统文化就是随着历史客观存在的变化，不断发展、融合、完善，最终趋于成熟的。同时，意识形态反作用于客观存在，以“儒学”思想为首席代表的传统文化也推动了历史发展的进程。后来，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等儒学经典逐步成为必修教材，使人们在文化、政治、道德等各方面有了遵循的标准，改善了社会风气，培养出了一代代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人才。当然，我们应该看到历史的局限性，当时的文化是“学成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”，主要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。

第一次由量变达到质变的文化冲击就是由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蔡元培、鲁迅等发起的“新文化运动”。为什么是“由量变达到质变”，我是这样分析的：

１、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，西方的“坚船利炮”摧毁了清王朝的“闭关锁国”，随着对外开放口岸的同时，许多西方文化和科技也流入中国。当时林则徐、魏源等有识之士主张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向西方学习，并非学习西方的一切，而是要学习西方的“长技”，也就是西方比中国先进的东西。不学习人家的长处，如何与之抗衡。但是，当时很多士大夫认为那些所谓的“长技”都是“奇技淫巧”，“形器之末”，学了这些就可能玩物丧志，道德沦丧，社会风气也会因此而败坏，最后形成“以夷变夏”的严重后果。

魏源认为对外学习也符合传统文化的要求，提出指南针是周公发明的，挈壶创自《周礼》，是奇技但不是淫巧。西方科技，借助风力、水力、火力等自然条件，“夺造化，通神明，竭耳目心思之力，以供民用”。因此，“夷之长技”不仅不是“奇技淫巧”，而且有利于国计民生，是符合“圣人之道”的。

２、在满清恭亲王的支持下，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、张之洞等人倡导的洋务运动，逐渐形成“中体西用”思想。这是与西方广泛交流之后提出的学说，以传统儒家为代表的“中学”为主体，以西方的自然科学、商务、教育、外贸、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为辅并“为我所用”。这种学说在一定程度既维护了中国传统文化，另一方面又接纳了西方科学技术。对推动中西文化的融合交流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
４、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，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更为深刻的思考：为什么同样的科技，同样的坚船利炮，同样学习西方，中国却没能实现“国富民强”？于是康有为、谭嗣同、梁启超等主张 “维新变法”，在文化方面对“中体西用”学说提出了质疑，认为这是本末倒置，应以西方先进科技、文化、制度为主，同时改革政治和教育制度，发展农工商业。并提出 “以道适器”，即传统“中学”之道，应该服务于“西学”之器。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这是一种 “全盘西化”的思想，但就当时“危亡”的局势而言，具有一定的爱国和进步意义。

经过上述诸多“量变”，最终形成的“质变”是新文化运动。陈独秀创办《新青年》，提出了“民主”和“科学”的口号，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，从“思想”和“文学”两条战线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。鲁迅先生年轻时代的《狂人日记》可算是最为犀利的批判文字： “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四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！”

新文化运动先进性不言而喻。但我们应该冷静地看到：绝对否定传统文化和思想道德的批判方式是具有很大片面性的，而且这种极为“偏向性”的思想一直延续到后来。

第二次大的文化冲击是“文革”初期的“破四旧”（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），还有文革后期的“批林批孔”，造成了传统文化的长期“冬眠”，至今亦难以完全复苏。

先生所言“当今之信仰危机其实就是由文化危机所引发的道德危机”和“文化危机的副作用要远远大于经济危机。”也是我想通过一系列传统文化“饱受摧残”的史实最终推论出的结果。先生先我一步全面加以论述，让我观文后，顿时有种“陈抟”坠下驴背的感觉。

长期以来，我一直在寻找“传统文化信仰”之所以遗失的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。我认为文化是道德和精神的载体，脱离了文化去提倡所谓道德或精神就成了“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”。传统文化是在“数千年所累积的物质文明”基础上产生、发展、完善的。但是近百年来，由于历史、政治、社会等诸多原因，给传统文化套上了诸如“封建文化”、“封建礼制”、“封建道德”等大帽子，成为现代文化教育方面的“禁区”。而丧失了“传统文化信仰”的现代人无论从人生观、世界观还是道德精神各方面都开始变得茫然无主，无所适从了。